纪德君
回顾近十年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，可以发现：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走出了“悬置经典”的周期，而将目光重新投向名著。这种研究转向的发生，固然是学术周期递变的必然结果，但更在于新时期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——回归中华文学史观的文学史书写，需要在华夏文学的地理版图与多民族交流会通的语境中，重新认识经典作品的生成与传播过程，重新发现其文学史意义与价值。基于此，各体类文学的名家名作，又回到书案中心，歆享灯油纸墨之供。
当然，还有一部分学者，他们始终没有远离经典，深耕一隅，持续收获，一方面直接继承前人学术成果，做总结、提炼、检讨、献疑的工作；一方面又在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需要的过程中，不断调整姿态、转换视点，发掘经典研究的其他可能。可以说，这部分学者是保证经典研究之连续性的稳定力量，藉其耕耘之功，经典作品才得以在学术周期递变的过程中自如转身。
而这种耕耘劳作，绝非长年累月的机械性重复，而是采取一种灵活的俯仰姿态：既有俯身近视，也有抬头远眺；既聚焦于畎亩，也观照岗峦河流；进而在广阔的山水世界里重新审视自家园林，以期有所发现。笔者将其称作“凝眸”与“放眼”之间的视点转还。
所谓“凝眸”，指对传统命题（或经典选题）持续性的深度关注。
文学经典的生成，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；而对文学经典的研究，也有一条连续的历史线索，进而形成一种研究的传统。在相关研究传统中，沉淀了一系列核心命题。具体到古典小说研究，诸如成书历史、作者身世、版本系统、人物形象、主题意涵、文化背景等问题，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。它们一度成为学界争鸣的“热点”所在，即便在相关问题已形成共识后，也从未退出舞台中心。有意在这方园地精耕细作者，必须保持对以上问题的长期关注、深度观照，梳理相关学术历史，继承学术遗产，并时刻留意当代研究动态，把握其走向，在新的文化批评环境中，以及更为丰富的文献基础之上，尝试有所创获。
所谓“放眼”，指的是打开研究的思路，拓展研究的视野，将目光投向文学经典所能涵盖问题的至远之处，在广阔视域中重新观照中心，在更充实的坐标系中，重新确立文学经典的地位。
以往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，特别是“改写期”作品的研究，基本是在一个稳定的思路框架中打开的，即“成书—影响”研究。以某部“终极文本”的写定时间为中点，将文学经典的生命切分成两个单元，即前期的成书单元与后期的影响单元——仿佛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历史，本来就是如此之简单的。而围绕两大单元，相关研究得以顺利展开，相关文献资料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。当然，一系列结论也很快形成。
毕竟，如此简明的框架，无非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是文学经典是如何写定的，一是文学经典是如何影响后世的。而“写定”是事实，相关文献资料的组织，只是“量”的累积，量多量少，都不从根本上动摇该事实，仅关乎历史描述细致与否；至于“影响”，又经常是带有一个大前提的，即“终极文本”之后生成与传播的作品都受到了影响。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，又习惯以其对于“终极文本”的还原度和引申力为标准——它们没有自己的价值，只是文学经典的一个又一个生动的“注脚”。
具体到《西游记》研究领域，这种“凝眸”与“放眼”的俯仰姿态，显得尤其重要。作为长期深耕于此的代表性学者，胡胜教授的相关研究，也生动而典型地体现着这种俯仰姿态。纵观胡胜教授的研究历史，其早期成果基本是围绕百回本《西游记》展开的，近期成果则转向了《西游记》与“西游记”互动关系的视域。可以说，正是在对这两个对象的互动考察中，胡胜教授发现了相关研究的更多可能。这种研究转向，以及发现的诸多可能，在其近期出版的《〈西游记〉与西游故事的传播、演化》（中华书局2023年8月）一书中，也得到了集中而清晰的体现。
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（胡胜教授校理的《西游戏曲集》《西游说唱集》已相继问世），其研究视点进一步拓展，以“故事”为研究对象，将更多以往被忽略或规避的文献资料纳入考察视野，发现其参与讲述故事的各种可能，在特定媒介、地域、习俗的互动关系中，还原一个别开生面的“西游世界”——可能也是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“西游世界”。如《民俗话语中“西游”故事的衍变》《〈受生宝卷〉与早期“西游”故事的建构》等文章，都是“西游记”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创获。
当然，创获绝非定谳。“西游记”研究的最大意义，在于视野拓展，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，更在于发现了相关研究的更多可能。围绕这些可能，学界可以展开持续性讨论。伴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“卷入”，以及愈来愈多学者的积极参与，“西游记”研究也许可能成为该领域新时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，进而形成大观之势。如此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别开生面的“西游世界”，更可以看到一个别开生面的“西游研究世界”。这无疑是我们所期待的。
